1642年，眼见李自成已有数十万大军，崇祯不得不将关在监狱三年、已聋了一只耳朵的名将孙传庭放了出来，任命为三边总督，让其挽救局势。
提及孙传庭，在明末的文臣武将之中，绝对是响当当的人物。
孙传庭本是进士出身，却没有局限于文官的笔墨之间，反而练就了一身文武双全的本领，与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文官截然不同。
崇祯九年，孙传庭主动上书请命，前往陕西围剿起义军。
到任之后，孙传庭亲手组建了一支精锐部队“秦军”，凭借着对起义军作战套路的精准把握，在黑水峪设下埋伏，一举生擒了当时的闯王高迎祥，将起义军打得溃不成军、元气大伤。
而李自成，也是在高迎祥被俘之后，才接过“闯王”的旗帜，艰难维系着起义军的局面。
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猛将，为何会沦为阶下囚？
这一切，都源于崇祯皇帝的多疑猜忌，以及朝堂之上无休止的派系争斗。
崇祯十一年，清军大举入关，孙传庭奉命率军回京驰援，却与当时主张和谈的大臣杨嗣昌产生了激烈的矛盾。
杨嗣昌执意要将孙传庭麾下的秦军留在边境驻守，这让孙传庭心急如焚，秦军将士的家眷全都留在陕西，若是长期驻守边境，将士们思乡心切，迟早会引发哗变。
可杨嗣昌根本不听孙传庭的劝阻，反而在朝堂之上处处排挤、打压他。
孙传庭又气又急，长期的郁愤积压在心中，久而久之，竟然气聋了一只耳朵。心灰意冷之下，他上书崇祯，请求辞官归隐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杨嗣昌竟然反咬一口，向崇祯诬陷他装病避战、消极怠工。
本就多疑的崇祯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将孙传庭贬为庶民，投入大牢之中，这一关，便是整整三年。
在这三年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里，孙传庭只能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，听着外面传来的战乱消息，却有心无力、束手无策，唯有那只失聪的耳朵，以及满心的冤屈与不甘，日夜陪伴着他。
而崇祯早已将孙传庭抛到了九霄云外，直到1642年，李自成的势力急速膨胀，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，接连换了几位督师，都无法遏制起义军的势头，崇祯这才慌了神，匆匆想起了那位被关押在牢中的名将。
此时的孙传庭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、英气逼人的将领，头发已然花白，一只耳朵彻底失聪，身上还带着牢狱之中的霉味与沧桑。
可当崇祯亲自召见孙传庭，任命他为三边总督，让他出山收拾这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时，孙传庭还是毅然答应了，他身为大明高官，食君之禄，便要担君之忧，即便这位君主，曾经将他弃如敝履、打入深渊。
临危受命的孙传庭，根本来不及休息调整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陕西赴任。
当时的陕西，历经战乱，民生凋敝、田园荒芜，兵力也极度空虚。
孙传庭到任后，立刻着手整顿军务：一边招募新兵、扩充兵力，一边严明军纪、整顿风气，甚至果断斩杀了多次临阵脱逃、扰乱军心的总兵贺人龙，以此震慑全军。
可崇祯急于求成，根本不等孙传庭将新兵训练成型、备好充足的粮草，便一次次下旨催促他出关剿贼，甚至下达了死命令，不许有丝毫拖延。
孙传庭虽有不满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带着一支缺乏训练的新兵，硬着头皮兵出潼关。
战役初期，孙传庭凭借着过人的军事谋略，在郏县设下埋伏，打了一场漂亮的小胜仗。可李自成兵力雄厚，且深谙战术，故意引诱明军深入腹地，随后暗中截断了明军的粮道。
恰逢当时天降大雨，粮草无法顺利运到前线，士兵们只能采摘青柿子充饥，这场战役也因此被称为“柿园之役”。最终，明军因粮草断绝、军心涣散而大败，孙传庭只能率领残兵败将，狼狈地退回陕西。
退回陕西之后，孙传庭并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抓紧一切时间重整旗鼓：他组织士兵屯田耕种，保障粮草供应；亲自督办兵器制造，提升军队装备；还发明了一种可以装载火炮和粮草的“火车”，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后勤与作战能力。
可崇祯再次急功近利，又一次催促孙传庭出战，不仅为他加官进爵，还赐予他尚方宝剑，看似是荣宠，实则是断了他的退路，逼他背水一战。
崇祯十六年，孙传庭再次率军出潼关，这一次，他早已预料到自己凶多吉少，却依旧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拼尽全力奔赴战场。
最终，在潼关之战中，孙传庭率领的明军被李自成的大军团团包围，陷入绝境。孙传庭亲自率领亲兵奋勇死战，最终战死沙场。
孙传庭死后，潼关防线彻底崩溃，很快就被起义军攻破，西安也随之失守。
孙传庭的家人，，不愿投降起义军，最终投井自尽。
《明史》中有言：“孙传庭死而明亡矣”，这句话绝非夸大。孙传庭麾下的军队，是最后还忠于崇祯的机动集团，他一死，明朝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李自成的进攻。
一年之后，崇祯在煤山自缢身亡，大明王朝覆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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